司马懿的谋略果真高过曹操?

曹操生于公元155年,司马懿则生于公元179年,年龄相差24岁,这样的年龄差,在平均寿命较低的古代,已经超过一代接近两代了,故而他们两人之间的交集并不算多。然而,由于曹操属于雄才大略的人物,司马懿也是精于谋划的典型,故而经常会被拿来做比较,为了确保公正客观,只能选择他们共同参与过的两个典型事件来加以分析和讨论。

第一件事,曹操率领大军征讨张鲁,张鲁投降之后随即成功的占据了整个汉中地区,此时司马懿劝曹操乘胜追击,直接攻取益州,彻底解决刘备这个心腹大患,但是曹操并未采纳,反而撤军。

《晋书·帝纪》中的原文如下:

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

司马懿的建议主要着眼点在于刘备是通过卑鄙手段夺取益州,人心尚未收复,肯定能够轻易获胜,但是,这个建议有两个问题:1,是否真的成立;2,没有考虑刘备将对此作何反应,东吴又将有什么样的动作。

不错,刘备是刘璋“引狼入室”请到益州的,然后鹊巢鸠占夺取了益州,但对于益州百姓来说,曹操同样是个外来者,为什么一定会支持他呢?假如蜀地百姓真的对刘备非常不满,其围困成都期间,何以能从容集结增援部队,而不担心各地的反抗呢?所以在仅仅时隔两年后的公元217年,曹、刘争夺汉中之时,益州不但风平浪静,并且达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地步,成为刘备坚强的后盾。显而易见,人心如何,不过是纯粹的臆想,没有根据。

此外,三国鼎立之势形成之后,任何两国之间的战斗都必将引发第三方的反应,分分合合全都是由战略形势来决定的,假如曹操挥师进军成都,由于战役的发起已经没有了突然性,蜀军即便是全面收缩防线,仅仅凭借成都,都能将魏军挡住。与此同时,而刘备必然选择与孙权媾和,孙权不可能坐视不理,必然从合肥前线向曹魏发起攻击。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之后,曹操必须同时面对两个难题,维持穿越秦岭的漫长而艰难的补给线和应付东吴的全力进攻。

再者,取汉中再顺势攻取益州,与当年取荆州再顺势攻取江东极度相似,表面上看起来全都是有利条件,可真正付诸实施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曹操对此自然是心有余悸,不愿冒险,也没有资本承担另一次大败。

第二件事,关羽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兵峰直指许昌,曹操一度想迁都避其锋芒,司马懿劝阻,并献计联合孙权,袭击关羽侧背,事后的形势发展与司马懿的推测完全一致。

《晋书·帝纪》中的原文如下:

是时汉帝都许昌,魏武以为近贼,欲徙河北。帝谏曰:“禁等为水所没,非战守之所失,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而便迁都,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魏武从之。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拔之,羽遂为蒙所获。

       老实说,司马懿的这个计谋确实比起曹操的迁都要高出一个层次,然而,司马懿献计在《三国志》中是这样记载的:

司马宣王及济说太祖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跟一个叫蒋济的谋士一起提出来的!

反过来,再看看当时攻杀关羽的东吴方面的相关记载(《三国志·吕蒙传》):

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

从中不难看出,东吴上下,早已谋划停当准备乘虚而入,偷袭关羽后方基地,与曹魏方面的谋划、通知、联盟关系并不大,不过是在等待最佳的时机而已。

《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多多少少对司马懿有些粉饰之处,当然,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故而说其谋略高过曹操肯定失之公允。曹丕登基之后,司马懿几乎主导了全部的对外对内战争,可是在魏国总体实力强于吴蜀的情况下,打得全都是防御战,能力如何,足以证明——处在同样的位置,他非但没有表现得比曹操更好,反倒是差了许多。

Author: 猎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