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疼爱我的姐姐

        那年我刚满10岁,小哥13岁,我们两是家中年龄最小的两个,出生、成长在营养和信息都极度缺乏的时代,故而身心发育很慢,基本上还处在懵懵懂懂的状态,只知道二姐得了肾炎,病了很久,一直在县医院住院治疗,每次问大人二姐什么时候出院,都说快了快了,就这么过了三四个月。

       有天晚上,父亲从医院捎信回来,说二姐明天就要出院了,让我们全家都过去接她。那时候,县城对我们这些完完全全的乡下孩子来说是非常遥远的,既陌生而又神奇,来回一趟要整整两天时间,去上一次的话,回来之后就能给小伙伴们吹上几个星期,再加上马上能看到朝思暮想的二姐,我和小哥兴奋的难以形容,晚上换上了新衣服都不愿意脱下来,就这样直接躺在床上,折腾到十点多才睡着。

       凌晨时分,我和小哥被一阵阵哭声惊醒,一睁眼就看到屋子里挤满了人,家里人、同族的、还有邻居全都来了,甚至还有住在县城的大姐和大姐夫,而在人群的中间,二姐静静的躺在中间,一动不动。

       二姐死了——我和小哥被吓呆了,完全无法接受这种结果:明明病已经治好了,就要出院的,好端端的,怎么会死了呢?

       第二天,面对我和小哥的质问,母亲是这样解释的:二姐的病确实是好了,出院的手续都办好了,可是那天下午,姐姐因为生病忌口了好久,所以突然特别想吃“油盒子”,(家乡一种油炸的小吃),父亲心疼她,就跑去买了两个回来。可是没想到,二姐的病是绝对不能吃油炸食品的,吃完之后病情立刻恶化,医生赶过来看了把父亲痛骂了一顿,然后就说已经没办法了,然后马上抢救,最终没有抢救过来,于是二姐就这样走了!

       小孩子对母亲是完全信任的,再加上自幼耳闻目染接受的一些中医的所谓忌口理论,我和小哥相信了,对父亲的作法痛恨的无以复加,同时对二姐也有些责备——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那么嘴馋呢?为什么就不能等些天再吃呢?为什么就不能等身体完全好了呢?

       多年以后,等我和小哥已经成年了,母亲才把真相告诉我俩:二姐其实得的不是什么肾炎,而是尿毒症,在80年代初期的小地方,是无法治愈的绝症,即使到现在,也只有换肾。为了避免刺激我和小哥幼小的心灵,父母亲编造了故事,所谓的接二姐出院,不过是想让我们过去见她最后一面,至于吃“油盒子”发病,更是子虚乌有,为此,父亲默默的背了十几年的黑锅。

       二姐离世时虽然23岁了,可因为还没有出嫁,没有资格葬进家族的祖坟地里,只得跟一个同样命运的远房姑姑做了邻居,孤零零葬在一条排水沟的旁边,每次看到她的坟茔,都让人心如刀绞,悲从中来。

       二姐遗传了父亲和母亲的全部优点,个子高,体态丰盈,高鼻梁大眼睛,梳着两根大辫子,性格爽直,做事麻利,对父母亲知疼知热,家里家外都特别讨人喜欢。初中毕业之后,好几个男同学不断的托人上门提亲,胆子大脸皮厚的,有事没事的跑到我们家来搭讪,可惜的是,二姐好像没有看上任何一个。除此以外,二姐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可为什么她偏偏会得上不治之症呢?假如老天有眼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她享受完整的生命呢?满腔的愤怒和仇恨让我对所谓的神佛充满了质疑,故而在读书时,毫无阻滞的接受了无神论——那时的我认为,假如有神佛的话,绝对不应该是非不分的;假如真的存在的话,我的不信仰,就是我的报复!

       二姐初中毕业之后跟父亲一起在乡里办的砖厂上班,做出纳,每周回来一趟,带些换洗的衣服和家里做的咸菜。每次回来,她总是偷偷给我一毛钱(呵呵,怕小哥看见,虽然我最小,可小哥小气,不会让着我),让我在学校买糖吃,那时候冰棒是两分钱一根,棒棒糖也是两分钱一根,一毛钱在我们小孩子手上可以算得上一笔巨款了。二姐在厂里食堂打菜基本上都是素菜,荤菜的话,肉都留给父亲吃,父亲在世的时候,每每谈到这些事情,总是要把头扭过去,或者干脆大步流星的走开,从不让我们看到他的表情。

       农忙时候,砖厂放假,让工人回家干活,二姐和父亲也回来收庄稼,割麦子的时候,她担心身体不好的母亲累着了,干上一会就让母亲在田边歇着,自己却挥着镰刀猛割,仿佛不知道疲倦一样。二姐的贴心让母亲怎么都不愿意接受她已经离开的事实,以至于在下葬的第二天就逼着族人去把坟挖开,因为她梦见女儿没有死,在棺材里喊妈!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每到割麦的时节,母亲总是看着我们兄弟三人,哀怨的说道:“要是你二姐活着多好啊,她总是怕我累着了。”

       那时农村搞包产到户有三四年了吧,种田的收入还行,加上父亲每个月有45块的工资,我们家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富裕,所以二姐从40块钱的工资里攒下的钱都让她自己存了,在发病之前,她用这笔钱跟几个闺蜜出去旅游了一圈,到了上海南京等地,也许是有预感吧,这也是我唯一替二姐感到欣慰的地方,好歹看了一下外面的那个不一样的世界。

Author: 猎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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