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并非儒家崛起的主原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随即被汉武帝所采纳,从而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

上面是百度百科查询到的关于“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解释,里面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看法,即儒家全面崛起并获得统治地位的主要推手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

早在汉初诸帝时代,政府聘请的博士和负责教育太子读书的太傅中间,儒生便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以至于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到了敢于直接向最高统治者叫板的地步,例如,有个专门研读《诗》的博士名叫辕固生的,在回答窦太后对于《老子》的看法时,明知道窦太后喜欢老庄之学,硬是毫不客气的说道:“此家人言矣。”(很普通的言论)。

彼时的儒家,表面上看起来像一棵弱不禁风、渺小到可以忽略的树苗,殊不知其庞大的根系,已经在地底构建出体积达数千立方米的帝国,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只是个时间问题,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所作所为,虽然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同样也是在承认既成事实,将儒家的优势地位给予官方确认而已。

我们先来看看儒家崛起前在秦汉两朝的际遇。

秦国是通过商鞅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的,故而一直尊崇法家,以法家的理念来治理国家,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将秦国的制度推广到原六国的土地上,仍然延续法家的严刑峻法。此后的“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和李斯为了统一思想,肃清民间批评、反抗意识的措施,当然,根据史学界最新的研究,“焚书坑儒”的规模、范围和对象都有所夸大的嫌疑,但其对儒家的打压是客观存在的。

汉承秦制,除了在制度上和法令上沿袭秦朝之外,由于面临长期战乱造成的民生凋敝的现实,从高祖刘邦、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全都尊崇“黄老之术”,采取“清静无为”的态度来治理天下,同时默认延续了秦朝的《挟书令》,以此来限制儒学的发展。

然而,汉朝的第二位皇帝,汉惠帝继位后便明令废止了《挟书令》,同时儒生在博士群体中所占比例逐渐升高,等到了景帝之时,窦太后已经不得不采用明令禁止的方式来阻止皇帝和窦氏族人学习儒学,由此可见儒学的影响力到了何种地步。与此同时,皇帝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辕固生怼了窦太后还能全身而退,当然是汉景帝全力维护的结果;彼时负责教导太子刘彻的太傅卫绾,就是个儒学的坚定支持者。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儒家在汉代的崛起是长期发展演变后的最终结果,那么它的顽强生命力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呢?或者说,儒家为何能在与诸子百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呢?

首先,儒家学说的理论体系和书籍是最为丰富、完备的,也是最便于学习的。

孔子创建的儒学,脱胎于周朝的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强调个人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经过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尤其是孟子的完善和发展,在战国末期最终成型为一种完备的现世主义理论,即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不关心灵魂的救赎和来世之类的,即所谓的“子不语乱力怪神”,故而非常容易被普罗大众理解和接受。

此外,儒学典籍众多,既有繁难的,也有且简单易懂,是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知识的首选,比如儒学的典籍就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孟子》等等。

其次,儒家学说的传承在无意间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孔子和孟子,终其一生,都没能够成功的向同时代的诸侯、国君们兜售出自己的理论,从而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教授学生上面,通过广收门徒,献身教育事业,成为出色的教育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大量的“乡校”存在,儒家学说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将影响力慢慢的扩散到社会中下层,吸收了大量的小贵族、乡绅和富裕农民的子弟,力量在不断的扩大。

再次,儒家学说有效的填补了数百年持续战乱造成的信仰真空。

从春秋末期,到刘邦最终平定天下之前,中原王朝内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西周的制度、文化、宗教等等被破坏殆尽,饱受战争蹂躏的底层百姓在渴望和平的同时,摒弃了不合时宜的原始宗教崇拜,迫切需要新的宗教信仰。儒家学者们以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一整套与宗教类似的帝制神学体系,迎合、满足了百姓的精神需要。

无独有偶,在遥远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崛起,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最后,儒家学说构建的社会模型是个完全偏袒强者的结构,适合维护社会的稳定。

儒家学说推崇礼仪,讲究上下尊卑和严格的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如窦太后批驳辕固生时所下的精辟论断——本质上是“管制犯人的诗书”。虽然违背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但对于强势的一方,诸如想要子女服从的家长,不想被族人挑战权威的族长,希望治下的老百姓俯首听命的官吏等来说,是绝好的洗脑材料,自然趋之若鹜。

当然,儒家的理想社会形态是一潭死水,经不起任何波澜,故而不能适应春秋战国剧烈的社会变动,但却可以完美的契合天下统一之后的形势。

此外,竞争对手们的式微也从侧面促成了儒家的崛起。

虽然号称诸子百家,但是到了秦汉之际,实际上竞技场上只剩下三位主要选手:法家、道家和儒家,其他的诸如纵横家、阴阳家、墨家、名家等等要么已经式微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要么被吸收到前面三家里面。

法家对人性的禁锢比儒家还要过分,其相当多的理念和制度是纯粹为了战争而设计的,无法适应新的长久和平的形势,而其中的那些过于严苛的法令又遭到普遍的厌恶和唾弃,以至于统治者都不敢名正言顺的推行,只得慢慢龟缩到幕后。

道家学说的哲学成分太高,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行文高深莫测,让普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以至于在民间曲高和寡。而其“小国寡民”的治国理念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来说,又是严重的束缚而不是帮助,自然不可能得到认可。

综上所述,儒家的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便没有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推动,依然会走上前台,所差的不过是时间而已。

Author: 猎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