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之死,谁应该负主要责任?

晁错(公元前200—154年),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因向景帝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故而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为了平息叛乱,采纳了袁盎计策,腰斩晁错于东市。

从上面简单的过程不难看出,晁错之死牵涉到的因素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一个事件和四个方面:事件,即建议汉景帝“削藩”。四个方面分别是汉景帝,诸侯王,袁盎,晁错。由于晁错被杀之后,诸侯王并没有退兵,故而相当多的人把他的死归咎于袁盎的挟私报复(两人政见不同,又有私怨),但是假如能够真正理性客观的分析晁错被杀的根源,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首先,晁错建议汉景帝“削藩”来巩固、加强中央集权,从皇帝本身和大汉帝国的利益出发是正确的,但在彼时的形势之下,在道义上却是站不住脚的。

汉朝的分封制乃是高祖刘邦手创,目的是通过分封同姓诸侯以来拱卫皇室,虽然在景帝登基之后,有少数王侯作奸犯科、行为不轨,但大部分人还是安分守己的,如此一来,削藩既违背了高祖刘邦定下的规矩,又没有合理的借口,自然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非但汉景帝最初犹豫不决,而且朝臣们大都持反对意见,但是晁错依仗皇帝的宠信,一意孤行——“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卻。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譁疾晁错。”

其次,景帝时代,诸侯的藩国总数达到二十二个之多,控制的领土和人口与汉朝政府手中的郡县相差无几,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削藩”,自然需要极其谨慎,不但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还要提前制订完善的计划,按部就班的缓慢推进。

然而,信心爆棚的晁错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以朝廷诏令的形式一次性的、光明正大的“削藩”,等于同时向二十二个藩王一起开火,妄图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犯了轻敌的致命错误。

最后,但凡做事情,都要有两手准备,要有备用计划。可是当以吴王为首的七个诸侯国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之时,晁错立刻进退失据,显然他是完全没有做预案的。

更荒谬的是,叛乱发起之后,晁错竟然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长安——关键时刻把老大推到危险的前线,自己却躲到安全的都城,满朝文武和汉景帝,自然没有一个不恼火的。

我相信看到这里,读者应该都明白了,晁错之死,他自己要负60%的责任,下令处死他的汉景帝负30%的责任,提议杀他的袁盎只需要承担10%的责任,至于叛乱的诸侯们,则没有任何责任——喊个口号找个借口而已,根本没有把是否杀掉晁错当作目的。

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汉景帝的责任要比袁盎的大一些呢?

第一,是汉景帝无原则的宠信造成了晁错的擅权和一意孤行,最终才让局面一发不可收拾。第二,作为皇帝,汉景帝违背了起码的“信义”。不错,“削藩”是晁错的提议,但目的是维护皇帝的利益,并且得到了同意才推行的,结果却被毫不留情的出卖了。第三,进退失据,判断错误,以为杀了晁错就能平息叛乱,并且是用欺骗的手段,当街斩杀,根本不给晁错解释和辩护的机会。

袁盎之所以提议诛杀晁错,是因为得到晁错想要杀他的消息。“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纯粹是保命的手段而已,无可厚非,自然不能负更多的责任。

晁错虽然思虑深远,但志大才疏,结果用自己的性命帮助汉景帝达成了“削藩”的目的,也算是求仁得仁吧。

Author: 猎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