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与古代中国之比较——死刑的围观者立场

       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中世纪欧洲有以下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神权至高无上,全面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第二,自由城市和自治城市的大量存在,与地方贵族形成了管辖权之间的冲突。

       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中世纪欧洲了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具有的鲜明的目的性:第一,清洗或者说赎罪,即用世俗的惩罚(死刑)+行刑前的忏悔来让罪犯赎罪,清洗自己的罪恶,灵魂得以进入天堂,得到救赎;第二,宣示统治权,自由城市和自治城市用这种方式在有争议地区执行判罚,与贵州领主交锋,以至于有过双方争相恐后在同一个村子里随便抓人处死的恶劣例子;第三,惩罚犯罪,这原本是法庭审判罪犯的根本目的,可是在这里反倒被完全的弱化了。

       由于宗教的因素占据首要地位,故而在围观死刑执行的过程中,围观者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新教地区,奉《圣经》为经典,对教会和世俗权力机构始终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故而,当一名犯人表现出极度虔诚和顺从之时,围观者便开始对犯人表现出同情的态度,同时怀疑法庭判决的公正性——虔诚的基督徒自然会顺从上帝的感召,怎么可能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

于是,当刽子手在执行死刑时,尤其是难度较高的剑刑时,一旦砍偏了或者完全没有砍中,围观者便会据此坚信:上帝已经表明了态度,罪犯是被冤枉的!于是乎,围攻、殴打刽子手,释放罪犯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新教控制地区,有相当多的刽子手死于围观者的手下,以至于有些刽子手临阵退缩,拒绝工作。

古代中国的死刑判罚和执行在惩罚罪犯和宣示统治权方面与中世纪欧洲是完全相同的,而最大的不同点是古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死刑判罚和执行中带有强烈的“复仇”意味——响应被害人家属的吁求,替他们复仇!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句俗语便足以说明问题,而民间普遍的逻辑更是“一命抵一命。”

复仇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在围观死刑判罚和执行的过程中,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的状态,而无关者则是纯粹的看客,没有自身的立场,如果有的话,则完全是官府刻意煽动和摆布的结果。

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而这种官府煽动的极限则表现在明末的抗清名将袁崇焕蒙冤处死一事上,这位原本殚精竭虑保家卫国的将领,竟然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分而食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群众的眼睛,很多时候不是“雪亮”的。

反倒是人的智商,在群体活动中会急剧降低!

Author: 猎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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