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史书的选择

一个历史爱好者,通常来说,即便是纯粹业余的、非历史学专业的,也肯定不会满足于中小学历史课本上得来的那些流水账般极其简单,又并非完全客观的历史知识,自然而然的会在业余时间、按照自身的兴趣来找些史书来看。根据笔者的经验,与普遍适用的自上而下、由浅入深的阅读顺序相比,更加重要的是史书选择,稍有不慎,便会被带到沟里去了。

以研读中国史为例,笔者认为最好的顺序是:先看近邻日本人写的,假如感觉其内容能满足自身的需求,可以到此停步,如果还想更进一步的话,第二步是看西方汉学家、史学家的相关著作,然后再回过头来,看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史学著作,最后才是《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等古代典籍——想作研究的话,后面就是野史之类的了。

首选日本人撰写的中国史,原因有三:第一,研究的比较全面和透彻。近现代的日本,出于敌对的心理,是唯一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研究,同时也是研究的最透彻的国家,没有之一,故其历史学家对中国史的研究自然水平很高。同时,古代日本对古代中国(明代以前)保持的是一种仰慕、学习的态度,故而对传到日本的书籍、文物视若珍宝,而在明治维新后到侵华战争期间,更是竭尽所能的搜罗,从而使日本史学家手中掌握了海量的珍贵历史文献,确保了其在中国史研究上的地位。第二,容易阅读和理解。日本跟中国同处东亚儒家文化圈,日本人撰写的史书,在行文和阐述上更适合我们中国人阅读。英语多长句,即便是译者具有非常深厚的中文功底都很难处理好,而日文则跟中文一样多短句,再加上日文中间有大量的汉字,翻译们处理起来自然是更加得心应手。第三,立场较为客观。日本史学界比我们更早的学习、借鉴和采用了西方现代历史研究的方法,再加上是处于旁观者位置上,相对中国史学家而言,主观上的东西会稍微少一些。

通读了日本史学家的作品之后,再去看西方汉学家、史学家的专著,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立场最为客观。西方史学家没有受到儒家文化圈的影响,不会高举伦理道德的大旗来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道德批判。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的史书乃至民间传说中,秦始皇历来是严刑峻法、残暴不仁的代名词,但是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就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逻辑和理性对其进行了考证和解读,把那些夸大和不实之处一一指出,以还其本来面目。第二,更加系统和全面。西方在近现代的文明发展上遥遥领先,在学术研究的方面自然也是如此,我们还处在学习、模仿和追赶的阶段,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大航海和殖民时代又给西方学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角,能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差距、冲突与融合。第三,不会轻易的下结论。例如,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有“制度说”、“党争说”、“气候说”、“崇祯说”、“太祖说”等等不一的说法,各方都据理力争,但结果却只能是莫衷一是。而西方的著作则遵循“历史是一种合力”的原则,把每种因素都罗列出来并指出其重要性,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给出结论。第四,重视细节和数字。“十年春,齐师伐我……”,这是《左传》中的《曹刿论战》的片段,看完之后读者能知道战争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参战的兵力配备吗?显然是不能的。而西方人编写的史书则会按照常识和逻辑推导,再与不同来源的材料和证据来进行论证,从而给出相对可靠的数字和具体的时间地点,降低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

把中国近现代的史学著作放在第三位的原因非常简单——有价值的著作太少!

从满清灭亡到改开之前,混乱和贫穷是主题,专制和禁锢无处不在,尤以十年内乱为甚,史学的研究在民国稍稍取得的一点进步,建国后又变本加厉的倒退回去,再加上要求政治正确,很多研究结果都非常可疑,故而可读的书并不多。不过,改开之后,国内的历史研究重新起步,不断的有好的著作问世,相信再过上十几二十年,历史爱好者们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最后,当你在不断的阅读和学习中提高了阅读和理解的能力,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这时候就可以回到最原初的材料,诸如史学典籍、地方志、野史等等,埋首在喜欢的领域或某个特定的时代,找到乐趣,有所发现。

“野史和杂说自然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毕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鲁迅

Author: 猎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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