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命运三族之二——士族

首先澄清,笔者所定义的“士族”并不是指“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说法中所说的封建时代贵族,而是指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及其家族所构成和代表的族群,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官僚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在漫长的帝国时代通过控制政府的基本运作而掌握权力。

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主要途径是举荐制,而士族则是完全依托科举制度发展起来,源头自然只能产生于科举制度诞生的隋朝,进而在唐朝迅速走向鼎盛,在五代十国期间稍稍走了段下坡路,但很快在接下来的宋朝发展到极致,辽金两个异族王朝,在完全征服北中国之后,同样开科取士,来获得足够多的人才以维持政府的运作,短命的元朝废除科举,明清重新推广,持续到了民国。

(当前的公务员制度,仍然带有某些鲜明士族的特征,或者说弊病,出于安全的考虑,就不在文中讨论了)

朝廷开科取士,无论官民都有参与考试的资格,从而给社会底层开辟了一条上升的通道,但由于读书既需要天资和努力,更需要家庭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故而真正普通的平民甚或贫民,机会并不多,在士族中所占比例始终是少数,大部分的士族成员要么是富有的乡绅世家的成员,要么本身是官僚,或者曾经是官僚,即官僚的后代,这个阶层向上掌握朝政,向下则牢牢控制着帝国的基层。

士族一方面需要维护朝廷和政府的权威和利益,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的攫取自身的利益,从而与帝国的利益形成激烈的冲突。故而政府的成就自然也是他们的成就,政府的失败他们也责无旁贷。

士族读书人出身的特性,决定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缺少尚武精神的必要训练,加之对武德的本能的排斥、厌恶和贬抑,导致了士族的整体表现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废物”的主要特点。再加上科举制度的特点,造成了所谓的“门生”关系,容易形成帮派团伙,在朝政中党同伐异,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耗在无谓的内斗和争执之中,一旦处在权力顶峰的皇帝不能掌控局面,便会造成乱局、死局——典型的例子是明末的崇祯皇帝,压不住群臣,清兵已经到了山海关,李自成都逼近京畿了,都不能在“迁都”和“与满清议和”这些生死攸关的重点议题上达成共识。

但凡中国历史上出现所谓的“大治”的圣君时代,必然有相当数量的“能臣”,“清官”相辅佐,像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唐玄宗的姚崇、宋璟、苏颋,等等。不过,一旦异族入侵,或者内部有变,士族的表现就远远不如武将,往往手足无措,甚至屈膝投降,呈现典型的伪君子、骑墙派特征,其中最低劣、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南宋末年的满朝大臣,被伤心欲绝的皇太后特意下诏书痛骂!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有一言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霄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看到这里,读者想必不难理解笔者为何将“士族”排在“豪族”之后了——虽然能在科举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掌握政府大权,看起来很牛叉,但尚武精神的缺失,导致没有自立、自保的能力,只能顺势而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豪族”,不但产生最多的皇族,而且由始至终都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在大多数时间内至少能保全自己和家族于乱世。

综上所述,士族的正面作用是协助稳定局势,终结乱世,开创盛世,可一旦大权在握,便展露出阴暗的一面,与豪族勾结在一起,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像文天祥那种能真正展现出所谓读书人的风骨,凤毛麟角,“百无一用是书生”可不是白说的。

Author: 猎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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