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的亡国之君,为何大多行为乖张、暴戾恣睢、荒淫无道?

喜欢读史书的读者不难发现,古代编撰的史书里边,但凡亡国之君,几乎都难以逃脱被写成人渣中的战斗机的厄运,其中比较出名的有夏桀、商纣、隋炀帝等人,而在这些人当中,名声最差的当属“商纣王”,虽然古人骂皇帝残暴时喜欢拿“桀纣”来对比,可谁都知道,“桀”排在前面因为他是夏朝的末代君主,时间靠前而已,论渣,他是没资格跟“纣王”相比肩的。

商纣王的“英雄事迹”很多,广为流传的有:炮烙之刑、酒池肉林、聚众淫乱、杀人挖心等等,大部分源自太史公司马迁所著的《史记》。猛一看,确实给人一种罄竹难书的感觉,不过,假如读者联系上下文,仔细看看商纣王的成长经历,肯定会有种很别扭的感觉,不禁会产生疑问:一个年少时“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的皇子,帝国的法定接班人,理应得到老皇帝不遗余力的教导,可他怎么当上皇帝没多久,就开始胡作非为了呢?并且是一步到位,直接荒唐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中间竟然没有个合乎情理的性格演变过程,实在是匪夷所思。

所谓“事有反常即为妖”,再联系上中国史书编撰之中惯用的“春秋笔法”,那么,合乎情理的推测和解释只能且必须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来看看声名仅次于商纣王的隋炀帝杨广,在青少年时期是“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上好学,善属文,沈深严重,朝野属望”——隋炀帝不仅长得帅、聪慧、写得好文章,而且在朝中声望极好。等到他在扬州任总管之后,不但把政事处理的妥妥贴贴,而且赢得当地社会名流的认同与推许。然而,自从杨广接替哥哥杨勇任太子之后,突然性情大变,甚至卑劣下流到公然在皇宫对隋文帝的宠妃图谋不轨,同样是让人难以置信。

此外,史书和史家们对亡国之君们的抨击并不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帝国统治者的位置上,说他治国乏术,而是把重点放在私德上,按照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给对方扣帽子、打棍子,把亡国之君们的名声先给彻底搞臭,故而按在他们身上的丑事越下作越好,以至于让后来人看到时大跌眼镜。

假如不同意笔者的看法,不妨对比下史家们对所谓的盛世明君的待遇,举个例子,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夺取皇位,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杀弟(好像嫂子弟妹侄子侄女也没留手),挟持胁迫软禁老父亲,有几个史学家对其进行过抨击呢?强调道德、孝道和人伦的儒生和史学家此时又在哪里呢?而到这个时候,私德被完全无视了,全部的重点放在歌功颂德上,量相比对,可谓天渊之别啊!

显而易见,这些亡国之君们中的绝大多数肯定不是什么变态,而是我们的史学家们用了“春秋笔法”——即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高举道德的大旗进行批判,把前面的朝代写的一无是处,从而佐证新王朝创立的合理性,以此来消除、削弱朝野上的反对势力,确保政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

众所周知,从汉初开始,古人创立并将五行更替的学说发扬光大,每个朝代都有相应的“行”及对应的“德”,比如秦朝属于“水德”,汉朝属于“土德”等等,用五行的相生相克来把所谓的“天命”套上,从而确立政权来源的合法性。简单的说,上一个朝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天命不在它那边了,新的朝代是天命所归!相应的,没有天命庇佑的王朝,在行将灭亡之前,必然会被安排一个变态的统治者。据此便不难推测,以商纣王为代表的亡国之君们肯定是背了不少黑锅的。

历史本应是忠实的记录发生的事情,不该有立场和态度,但儒家却强调政治正确,道德优先,据此肆意篡改史实,留给后世一个看起来符合道德,却在逻辑上讲不通的、古怪的历史。

罔顾真相和事实的所谓“道德”又怎么可能是真正的道德呢?

虚假必然催生虚伪,虚伪必然导致卑劣,这些“讲道德”的史学家们不仅欠亡国之君们一个大大的公道,而且欠后人许许多多清楚明白的交代!

Author: 猎书徒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