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王朝更迭频仍,乱多治少的首要原因

王朝更迭异常频繁,乱多于治,乃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特征。

以周朝为例,诸侯与域外的所谓“夷狄戎蛮”之间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在国家内部的诸侯之间,也是连维持个十年以上的和平都非常困难。那些老实本分实力不济的,自然很快就被吞并,可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无论是在有能力的阶段还是有心无力的时期,都很少能够直接对诸侯之间的征伐进行干涉,失去约束的诸侯自然个个都有富国强兵自保,进而吞并天下的志向,不可避免的增强了动乱的因素。

很多国人,其中包括一些很有见地的历史学家,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文化有问题,过激点的则直言是咱们中国人的基因有问题,总喜欢一统天下,跟孙悟空一样,天天做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迷梦,自然要穷兵黩武。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表象仅仅是结果,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文化和民族的基因是由生存环境决定的,而不是相反!

首要的原因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他们建立起的政权,都生活在一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持续不断的压力必然会让那些能力稍差的统治者进退失据,进而引发内部的混乱,最终导致朝代的更迭,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商周,还是后续千余年的帝国时代,莫不如此。

为什么中华民族会特别缺乏安全感?看看地图,其实不难找到答案,不过,在此之前,先做个横向的对比,看看总体来说,形势相对稳定得多的中世纪欧洲,它的地理环境如何。

欧洲的南部和东南部与非洲和中东之间隔着地中海,而非洲和中东的地理特征是以沙漠为主,有限的资源限制了人口的增长,故而对欧洲的威胁被制约在非常小的范围内。

欧洲的东面有爱琴海和黑海形成天然的屏障,只要扼守住欧亚大陆桥君士坦丁堡,便可轻松的隔绝东部的威胁,再加上喀尔巴阡山脉、高加索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的翼蔽,唯一的外部威胁只能来自东北方向的东欧大草原。然而,在草原和欧洲衔接之处,是北欧连绵起伏的山地、半岛、森林,再加上冬季的酷寒和春季的泥泞,足以让大多数的军队望而却步,古罗马军团的扩张止步于日耳曼森林,不是没有原因的。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表面上看,这个居“天下之中”,“四方来朝”的国度好像是块宝地:西面是浩瀚无垠难以逾越的戈壁沙漠,西南是巍峨的喜马拉雅山系,南边和东边是大海,唯一的威胁来自北方草原和东北的原始森林。

然而,跟东欧草原一样,同样是草原,可中国面对的北方草原面积有多大?假如从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画一条纬度线到欧洲,再比较一下东西的宽度,不难发现,对古代中国能够构成威胁的草原面积实在是太大了,至少是欧洲的十倍以上,而地理上的屏障则恰恰相反,连欧洲五分之一都不到——中原王朝接连不断的构筑长城,便是无奈的选择!

北极圈往南,先是冻土和苔原地带,接着是原始森林带,从原始森林到中国农业定居社会之间,是广袤至极的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天下,这些马背上的民族,从出生开始便要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经过千百里的自然选择、淘汰,只有强者的基因才有机会传承下来,再加上战马的高速机动性,故而具有惊人的破坏力。

游牧民族在风调雨顺的季节,人口和牲畜数量同步激增,却没有保存粮食的手段,一旦遇到干旱、雪灾,农耕民族又拒绝或限制贸易,巨大的生存压力便迫使他们南下,通过劫掠农耕民族来获得生存机会。毫不客气的说,在鸦片战争之前,几乎所有中国王朝都不得不面对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威胁,仿佛达摩克里斯之剑,让帝国的皇帝们无法安寝。

假如有所怀疑的话,那我们来看看王朝覆灭与游牧民族压力造成的安全感之间的直接关系:武王伐纣时,商朝的主力部队正在王朝的东南部征讨蛮夷,消除腹心之患;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即派蒙恬和公子扶苏修长城,来防御北方的匈奴;汉击溃了匈奴,但把自己的力量也掏空了,于是乎黄巾起,乱成三国,北方胡族纷纷南下,造成五胡乱华;隋炀帝先讨突厥,后征高丽,民力耗尽终成亡国之君;强大的唐王朝最后不得不倚重沙陀、突厥等游牧民族来维护帝国北部的安全,引狼入室,接着便是混乱的五代十国;两宋先后败于辽金,丧师失地,终灭于蒙古;明朝总算再次统一,可面对游牧民族,始终力有不逮,最终油尽灯枯。

综上所述,始终生活在游牧民族威胁下的中国人,上起皇帝,下到普通百姓,都缺乏必要的安全感,故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核心是自保,是安全,征战内斗,终极目的全在这里。

Author: 猎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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