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才是导致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

       在正式开始论述笔者的观点之前,先请大家来看一段诏书: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工,未尝有一言以救国者。内而庶撩,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时读圣贤书,自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亦何以见先帝!”  

       诏书的意思非常直白:我赵宋皇室对读书人一直很够意思,而你们这些读书做官的,却很不够意思,平常满口忠孝节义仁义道德,事到临头全他妈的做了缩头乌龟,连脸都不要了!

       诏书是南宋末年,蒙元兵临城下之时,谢太后急召朝臣议事,竟然只有六位大臣到场,故而老太太以诏书的形式,对南宋的伪君子们进行了血泪控诉!

       平心而论,有宋一代,不但秉持重文抑武的家训国策,而且皇室始终遵守太祖的誓言,“不杀读书人”,“言者无罪”,对读书人的优待和尊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催生了庞大的伪君子群体,最终反倒将赵宋天下给葬送掉了,真是讽刺啊!

       伪君子们对赵宋的第一次重击是对王安石变法的阻挠和清算。

       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政治家,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着异常清楚的认识,故而尝试通过推行新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然而,改革不可避免的触动了利益阶层的既得利益,随即遭到疯狂反扑。当然,士大夫为代表的利益阶层不会也不敢直截了当的反对,而是采用伪君子惯用的伎俩,挂羊头卖狗肉,先占据道德制高点,提出所谓的:变法是逆天,会遭来灾祸,祖宗之法不可变。同时散布谣言,说王安石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党同伐异等等。

王安石胸怀坦荡,当即提出“三不足”来反击: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可惜的是,支持改革的宋神宗的离世,让伪君子们得势,随即将王安石逐出权力的中枢,新法尽废,然而,伪君子们并没有满足,又通过手中编撰史书的特权,对王安石其人及新法极尽污蔑之能事,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难以看到真相。

       伪君子们对赵宋的第二次重击是南宋以牺牲岳飞为代价,在大好形势之下,卑躬屈膝,主动与金朝议和。

       当时的投降派代表人物是宋高宗赵构,他虽然极力想与金人议和,奈何“中兴四将”屡次击败金军,再加上朝廷南渡不久,流亡江南的北方官民都盼望着收复故土,而在金朝铁蹄下的中原百姓,同样翘首期盼王师北上,形势完全不允许他贸然提出议和。不过,伪君子们最擅长的是揣摩“圣意”和占据道德制高点,于是便抛出了与金朝议和,以便接回高宗的生母韦贤妃,成全皇帝孝道的说法。

       果不其然,岳飞含冤而死之后不到四个月,韦贤妃就连同宋徽宗的梓宫一起回国,高宗为首的伪君子们自然是大张旗鼓,以最高的规格来迎接母亲和父亲的棺木,骗得临安市民被其孝道所感动,竟然对议和的目的信以为真!

然而,假如换个角度便会发现高宗群臣所谓的孝道虚伪到极致——真的讲孝道,自己的亲生哥哥,钦宗难道就不应该一起接回来吗?那些被金兵所迫,骨肉分离的百姓,又如何能尽孝道?

       伪君子们对赵宋的最后一击,便是在蒙元攻取襄阳之后,或闻风而逃抱头鼠窜,或主动纳降。

       蒙元虽然战力惊人,但却止步于襄阳城下达五年之久,足以说明南宋并非没有一战之力,蒙元亦非不可战胜。假如那些饱读诗书,平日里慷慨激昂的科举精英士大夫们真的表里如一,能举兵勤王,江南百姓极有可能会八方来援,重现当年击退金将兀术的壮举犹未可知——文天祥以平民之身,散尽家财,都能招募到数以千计的勤王军,何况那些大权在握身居高位的朝廷命官?然而,殊不知伪君子们读书的目的为了功名利禄,不是慷慨就义,自然退后静观其变,伺机给自己找个更好的买家,哪里肯以身犯险上阵杀敌呢?

       伪君子们的第一次重击,彻底废掉了王安石和他的变法,让赵宋完全丧失了从制度上进行全面变革,实现富国强兵的可能性;第二次重击,将主战派完全打倒,也让南渡军民失去了回归故土的希望,从此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第三次重击,使赵宋朝廷迅速土崩瓦解,整个中原王朝第一次完完全全的落入了蛮族之手!

Author: 猎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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