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党争为祸的根本原因

       晚唐时代的朋党之争,又名“牛李党争”,是指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从朝廷内部到地方政府、藩镇内部展开的广泛权力斗争。

“党争”从宪宗朝开始,到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武宗一朝,李党势力达到鼎盛,牛党成员纷纷被罢免;宣宗统治的前期,李党失势,其成员纷纷被贬谪到地方为官。

“牛李党争”的最终结果是牛党苟延残喘、李党成员离开中央而结束,有感于党争之祸,文宗皇帝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的悲叹,其牵连之广、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在开始正式的分析之前,先简单的科普一下:包括大唐王朝在内的中国古代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所说的“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即不是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共同利害关系而组建起来的,有严密组织、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政治集团。古代的“党”仅仅是通过各种各样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诸如家族、出身、地域、同僚、同年、师生等等,联结起来的松散的利益团体,采取抱团的方式来追求权势和地位,仅此而已。

按照接受度较高的说法,党争主因有两个:1,出身不同。牛党的主要成员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晋身官僚集团的士子,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李党的主要成员则主要出身于世家大族,依靠荫庇为官,代表的是旧贵族的利益;2,观点不同。集中体现在如何选拔、任用官吏和怎样对待割据的藩镇。

笔者认为,上述两个原因虽然都是客观成立的,但仅仅是党争愈演愈烈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特征,历史学家们将其归纳整理,称为原因,可实际上只能算是结果,而非原因。

要知道,古代的朋党结构松散,又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纪律,因而绝大多数成员都是骑墙派、墙头草,完全利益优先,随时可以改换门庭的,并没有出身方面的顾忌。例如,按照日本历史学家砺波护的统计,牛李二党的主要成员当中,科举和荫庇为官的比例大致相当,并无太大的、明显的差异。

同样的,选拔官员是与所有王朝共生的问题,藩镇政策则在大唐延续了百多年,原本就是朝廷内部恒久不变的议题,观点不同或者相互转化很正常。

实际上,党争为祸的根本原因从其开始的时代便能发现端倪-始于唐穆宗朝!

穆宗的前面是宪宗皇帝,在位15年,意志坚强、雄才大略,既有抱负又具备相应的胆略和手段,是整个晚唐能力最强,成就最大的皇帝,在他面前,朝臣根本没有胆量去结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旦在位的皇帝软弱无能,则根本没有办法压服朝臣!

此外,宪宗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的任用宦官,同样的原因,他能够把宦官完全彻底的震慑住,但是后面的皇帝几任皇帝,穆宗、敬宗和文宗,都反过来受制于宦官,而宦官集团的规模和权力都在急剧的扩大,内部自然而然的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为了确保优势地位,争先恐后的跟朝廷官员结盟,加重了党争之祸。

综上所述,晚唐党争之所以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遇上了几个软弱无能的皇帝,既受制于宦官,又不能驾驭朝臣,大权旁落,各路牛鬼蛇神当然要蜂拥而出,争权夺利。

Author: 猎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