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的迅速崩溃,缘于朝廷对藩镇制度的过度削弱

       859年12月,大唐江南东道的浙东一带,发生了以裘甫为首领的农民起义,这也是大唐王朝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而又完全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起义的目的则是推翻唐王朝的统治。由于浙东的兵力严重不足,朝廷不得不从邻近各道与河南调集军队,最终在860年6月将起义镇压下去。

       868年夏,桂州驻军(总数3000人左右)由于超期服役集体哗变,在军官的率领下全副武装自行返回家乡,朝廷由于在该地没有充足的军力来应付,不得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批准了驻军的要求。然而,当哗变军队回到徐州(该部派驻桂州之前的驻地)时,被节度使拒绝入城,哗变军队随即采取了武力,演变成了叛乱,由于此处是驻军的家乡,自然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同样的,当地军队无法胜任镇压的任务,朝廷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集军队,甚至于从西部边境紧急调派了3000名沙陀骑兵,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将叛乱镇压下去。

       上述两起规模较大的叛乱事件,再加上同时期发生在浙东、湖南、江西等地的,朝廷任命的观察使、节度使被当地驻军和百姓赶跑的事例,不难看出,彼时的朝廷、地方政权和军事机构已经极度虚弱,完全不能应付愈演愈烈的民变和叛乱,这也是稍后爆发的“黄巢起义”能够形成气候的直接诱因。

       众所周知,在“藩镇割据”时代,虽然朝廷和藩镇之间屡屡发生冲突和对抗,但民间的形势却相对平稳,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影响到王朝命运的转变呢?

       答案是,大唐朝廷对藩镇制度的矫枉过正!

       唐高祖、太宗执政为典型代表的前唐时代,大唐推行的国策是中央高度集权模式,军事方面采取则是以府兵制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虚外实内”的部署方式,朝廷手中掌握着最精锐的部队和最能干的将领,然后再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从容征调军队,发动战争来扩张领土和影响力。

       玄宗朝开启的中唐时代,大唐的疆域版图扩张到了极限,漫长的国境线需要配备大量的精锐部队来守卫,于是乎不得不采用“虚内实外”的战略,加强边境兵力,将军队职业化,并同步的加强了节度使的权力,这一趋势在“安史之乱”终结后达到顶峰,从而开启了所谓的“藩镇割据”时代。

       整个晚唐时期最能干的皇帝宪宗,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加强了朝廷的权力和威信,并从财政制度上最大可能的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实力。宪宗之所以能够重塑朝廷威信,除了灵活多变的策略之外,还有朝廷直属的精锐部队神策军的威慑。

然而,由于继任者的目光短浅,完全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仅仅在表面上延续宪宗的政策,藩镇的收入被持续性的削弱,而朝廷又一味的强调税收,并以此作为升迁的主要政绩,于是乎当节度使们发现难以满足朝廷的税收要求之时,必然采取紧缩开支的政策,军需和粮饷便成了最容易下手的目标,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兵力减少和素质降低,以及严重的不满,至此,藩镇已经失去了控制辖区的能力。

与此同时,被宪宗视为核心打击力量的,朝廷直属的武装力量,规模庞大的神策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来确保其忠诚和战斗力,反倒是仅仅通过丰厚的赏赐来进行笼络,于是乎整个军队从上到下,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腐化堕落之中,战斗力直线下降。

不同于前唐的“虚外实内”和中唐的“虚内实外”,晚唐时期,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军队被严重削弱,中央直属军队又只剩下个空架子,整个大唐王朝的精锐部队,仅仅剩下数量很少不能轻易使用的边军,典型的“内外皆虚”,可想而知,如何去应付此起彼伏的民变和叛乱?

Author: 猎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