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矩真的算是奸佞之臣吗?

裴矩历经四朝不倒,虽然靠的是突出的个人能力,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其中持完全否定态度、最具代表性的评价当属北宋的宋祁和司马光。

宋祁的评价: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

司马光: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将宋祁和司马光的看法结合起来,就是他们认为裴矩是个奸佞之臣,宋祁的判断依据是裴矩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司马光的指责则是集中在他倡导并达成的西域政策,是造成大唐王朝经济崩溃的主因。

       单纯的从“奸佞”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来看,是指奸邪献媚的人,但是纵观裴矩的一生,都是勇于任事的官员,表现的非常正直,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此外,能先后得到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靠的是真材实料的才能,完全不是拍马屁换来的。显而易见,裴矩其人跟单纯字面意义上的“奸佞”是搭不上边的。

       既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奸佞,那就看看宋祁和司马光在指责裴矩之时列举的事例,是否能证明裴矩的所作所为导致了王朝覆灭这样的严重后果。

首先,我们来看看隋王朝的灭亡责任是不是真的应该由裴矩来背负。

       隋朝的灭亡从外在表现来看,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的:第一,大规模营造新都洛阳;第二,开凿大运河;第三,黄河泛滥;第四;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征伐高丽。而从内因来看,则是隋炀帝杨广高估了自己的个人能力和隋朝的整体实力,妄图恢复大汉的光辉业绩,其刚愎自用和好大喜功的性格,喜好奢靡生活的习惯则放大了这种缺陷。

       假如把征伐高丽造成的巨大损失作为隋王朝灭亡的最主要或者唯一原因的话,裴矩作为建议杨广出兵的大臣,自然是应该背负重要责任的。然而,从上面列举的内外因素中可以看出来,征伐高丽并不是导致王朝灭亡的唯一原因。此外,隋军第三次攻打高丽获得了重要的进展:高丽的辽河防线被突破,隋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渗透到了其王都平壤附近,高丽王不得不派使者请降。彼时,隋军的前锋指挥官已经主动请缨攻克平壤,活捉高丽王,不过最终因为被炀帝召回而作罢。

这说明了两点:第一,隋军是能够获得胜利的,证明裴矩最初的建议并非完全错误,只是低估了高丽、不熟悉东北的地形,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已;第二,无论何时,最终的决策都是杨广拿的,裴矩身为臣子,仅仅拥有建议权。

在这种前提之下,让裴矩一个臣子来完全背负导致隋朝灭亡的主要责任,显然是太夸张了,甚至有甩锅的嫌疑!

那么,司马光的指责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呢?

众所周知,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安史之乱”,造成的主要影响有:1,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手握军权的地方实力派成为左右王朝的决定性力量;2,王朝的基层统治被重构,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无法继续进行有效的统治;3,均田制受到致命打击,土地日益集中,底层民众生活日益艰难;4,丧失了河北河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人口大规模难移,兵源税赋来源走向衰竭。

而引发“安史之乱”的直接的内部的起因是安禄山与李林甫两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其社会根源则是唐王朝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和土地兼并加剧相叠加造成的负担过重。

换句话说,无论是“安史之乱”的起因还是后果,都与唐朝的西域政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让裴矩和他的政策来背负唐朝灭亡的锅简直是一派胡言。

此外,宋祁和司马光都是北宋人,而有宋一代恰恰是伪君子兴盛的时代,这些人的习惯是高举道德的大旗,断章取义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解读,故而根本不可能得出合乎逻辑和理性的结论。

裴矩所谓的奸佞之说,完全是信口雌黄!

Author: 猎书徒